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反动统治实盘配资排行榜，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当时孙中山在南京建立的临时政府却基本上一贫如洗，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袁世凯接替临时大总统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各省的督军们有不少都是以前清朝的大臣，他们习惯了有皇帝的日子。现在没有皇帝了，他们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也收不上来多少财政，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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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依靠向外国借款。尤其是和南方革命党打仗的时候，所需的经费只能向国外西方各国借款。政府所能依赖的更多的收入差不多就是关税，然后就是以总统的名义私下筹集的一些资金。地方上的督军手中都掌握有实际的兵权，他们既要满足政府的日常开支，还要筹措大量的经费。当时的中国是农业社会，他们基本上都沿用晚清时的惯例，在各个关卡收厘金，也就是从过往的商人头上抽税。
当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完成名义上对全国的统一后，由宋子文建立了国家统一的财政税收制度。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实际占领的是华东中国经济最富裕的地区，本身就具有很好的收税条件，再加上民国时候的关税收入。
这时的西北军阀和桂系军阀同样生财有道，比如冯玉祥和李宗仁就在自己统治的区域种植牙片，提炼毒品，向全国销售。利用这个手段来筹措军费，虽然祸害了其他地方，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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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一穷二白，唯一的出产就是鸦片。王家烈纵容全省老百姓种植鸦片，然后征收高昂的鸦片税，同时收购鸦片卖到他省牟利。此举表面上能赚到不少钱，其实对于贵州没有好处。
贵州人民很容易生产和销售鸦片，导致吸毒的人非常多，男性农民很快就失去劳动力。连桂军士兵都抽，成为双枪兵，没有战斗力、定期要抽大烟，还怎么打仗？战斗力就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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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军阀陈济棠搞了很多实业，比如对外贸易，各种进出口生意。当然广东在民国以前长期是对外销售的窗口，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也可以说得天独厚。陈济棠非常擅长搞钱，甚至和控制赣南中央苏区的红军达成协议，高价收购钨矿沙，然后出售。
当时钨矿沙是全世界畅销品，利润非常高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钨砂贸易总计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对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和养活十万红军，抗拒国军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苏军阀齐燮元从来不差钱，关键原因就是当年上海属于江苏。而上海是个下金蛋的鸡，每年单单海关税收就是一笔巨款。但齐燮元并非不是北洋政府合法领袖，原则上不能接受关税。
但他是土皇帝，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仍然想方设法搞到相当一部分关税款，这是惊人的数字了。因此，齐燮元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保住上海这个宝地。
陕西军阀党玉琨和孙殿英一样，依靠挖掘古墓，盗卖文物捞钱。
党玉琨是个小军阀，盘踞陕西凤翔。凤翔虽穷，但有很多秦汉的古墓。党玉琨为了获得军费，使用上千军人和民夫，将凤翔境内的西周、春秋、战国、汉代古墓全部偷盗一空。
盗挖的文物，很多都是国宝级，全部辗转卖到国外。党玉琨年轻时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对文物价值颇为知晓，贩卖文物是其老本行，得心应手。
1928年2月党玉琨偷盗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墓，挖出了一件稀世国宝～周公东征方鼎。党玉琨直到这件国宝非同小可，悄悄的将其卖给洋人。周公东征方鼎，现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最开始就是被党玉琨偷出来的。
根据统计，河北一个县就有300多种新立的各种杂税，如杀猪要交税，捆猪的绳子要另外交税，船开要交税，船不开也要交税，上下船还得单独交税，出生有落地捐，结婚有新婚捐，死了有棺材捐，种树有植木捐，·····在军阀杨森治下，甚至连进城挑粪的农民也要交粪捐。所以当时有人讽刺“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军阀们甚至贪婪到开始征收“未来税”，河南的军阀把税收到了1950年建国之后，热河的汤玉麟甚至把税收到了1972年！北京廊坊一带的边防保障特别税在1937年时已经收到了2035年，已经丧心病狂。 设置关卡，收取过往商人的流通税，这叫做“厘金”，是晚清督抚们留下的规矩，当年曾国藩就是靠这笔钱养活的湘军。厘金对民间商贸的打击相当大，直到三十年代之后宋子文整顿财政才取消。
以大小军阀众多、饱受兵祸之苦的四川为例，从民国初年到1925年不过短短10余载，全省已有28个师、37个旅，兵额超25万之众，每年所需军费粗略统计竟高达2610万元，而当时四川全年税收不过1700多万元。
四川大小军阀为扩充实力，此后继续疯狂扩军，兵额很快达到40余万人。豢养如此庞大军队，耗费自然少不了，据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捐税多达100余种——田赋、盐税、契税、厘金，乃至肉禽、烟酒、油糖都要纳税，其他名目还有诸如临时军费、国难救急费、安川费、印花费、剿赤费、保安总费，等等。
山西的阎锡山和山东的韩复渠则致力于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山东和山西在当时属于模范省，各方面建设的成绩都非常明显。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税收的增长也是可以预期的，军费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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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期间，江南地区首先沦陷，导致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日益突出，军费就更加紧张了。国民政府只能向外借债，同时在国内大量印刷钞票导致通货膨胀。各个战区对当地的税收征收的比较高，在河南的汤恩伯甚至被河南人民当成了四大害之一。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治下的东三省是一个例外。张作霖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他识人善用。他任用王永江来整顿东三省的财政系统，大大提高了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军费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的政府基本上依靠对商人征税，并且征收的还比较狠。孙中山和商人为生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非常激烈，因此还发生过商团叛乱事件，爆发的原因就是孙中山征收的税收太高，商人们实在忍无可忍。
当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再一次发起了内战。历经上百年的战乱，中国的经济早已千疮百孔。蒋介石的办法就是开动印钞机，导致中国的物价飞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借用通货膨胀洗劫民众的财产，以此来筹措军费。
经济上的崩溃迅速导致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崩溃，国民党败退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破产，让全国各界人士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任。本来宋子文一直致力于建立西方可以对接的财政系统实盘配资排行榜，但都没有取得蒋介石的认可最终都付诸东流。没有稳定的财政就没有稳定的军费开支，军费的收入只能是杀鸡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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